（怡保13日讯）新冠肺炎（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打击经济，怡市街头流浪汉有增加之趋势！

受疫情影响，许多人面对失业、减薪等困境，《中国报》走访怡保市一带的大街，发现一些店舖外五脚基处，都有流浪汉流宿街头的踪迹，一些更带着小孩流浪街头。

根据了解，怡保市区较多流浪汉的聚集的地区，包括国民街、霹雳城市转型中心，以及杨加森路一带。

一名受访的流浪汉指出，他是于去年因疫情影响，以致在新加坡失业后，就在怡保市一带流浪，除了每天在店舖外的五脚基处留宿外，每天也会前往油站冲凉。

受访者披露，虽留宿街头，唯只要有打散工的机会，他都会去争取，以赚取少许的生活费。

此外，率先发现此情况的行动党甲巴央州议员许崇信，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在疫情影响下，一些人面对失业，生活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以致最终流浪街头，成为流浪汉。

他说，我国面对贫富不均匀的问题，而我国的福利也比较差，如政府没有提供失业金等。

“政府只有提供一个月300令吉的福利金，而这300令吉却不足够用以租房间及缴交水电费等，因此一些人在面对失业，生活经济出现问题后，最终变成露宿街头。”

许崇信说，有些流浪汉面对精神上的问题，如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根本不能够去应付生活上的种种问题。

“在我国，尤其在怡保，政府没有像其他西方现进国家般，设有流浪汉庇护所，因此希望政府，可设立一些如过渡期房屋（Transit House）等，同时也可协助他们寻找生计，助他们度过困境。“

他披露，虽然我国家债累累的国家，但并不能忽略这些贫穷族群，而他也已致函福利局，希望该局能够伸出援手，协助这些流浪汉。

行动党甲巴央州议员崇信医生的政治秘书陈慧沁指出，根据其过去几个月的观察发现，怡保市街头的流浪汉有增加的迹象。

她说，他们当中许多原是在店裡做打杂、帮工或者是当顾车员的。 随着疫情的冲击，他们很多被老闆辞退，饭碗不保，连带员工宿舍也回不了。

“由于家庭背景的关係，他们无法入住老人院，唯有流落街头。”

陈慧沁也是霹雳州社青团政治教育局主任，她早前也协助处理一宗残障流浪汉流落街头案。

她指出，流浪汉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是无家可归，有些则是有家归不得和被至亲抛弃。由于种种条例限制， 他们无法入住福利局的老人院，所以被迫沦落街头，靠民众接济。

除此之外，陈慧沁也说，流浪汉也是高风险的一群。

“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和接触的人群很多。在新冠肆虐的时侯，他们长时间曝露在外，加上个人的卫生保护用品缺乏，万一受感染，其源头也难以确认和追查。”

因此，她促请政府出于人道立场上，可以暂时好好安顿他们，并作出筛检以确保他们当中无人感染。

她呼吁政府立法规定子女奉养父母以减少弃养和其他因其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现年44岁的古纳斯兰，于去年爆发疫情时，丢失饭碗，以致生活经济出现问题，最终成为流浪汉，露宿街头。

古纳斯兰披露，他原本是在新坡的一家酒店内工作，唯因疫情影响而失业，并来到怡保尝试寻找工作。

“由于自己并无家人，也没有住宿的地方，因此只能留宿街头，每天也只能前往油站冲凉。”

他说，虽然露宿街头，但他都没放弃寻找工作，只要有打散工的机会，如除草、道路铺沥青等工作，他都去做，每天至少可以赚取50令吉。

“至于3餐的问题，偶尔都会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指定的时间和地方，分派食物，我也会前往领取，以填饱肚子。”

在疫情期间，面对丈夫失业的安娜，带着年仅5岁的孩子流浪街头，只为等待非政府组织派送免费餐，填饱肚子。

安娜（37岁）告知《中国报》说，本身与丈夫育有4名孩子，唯两名孩子已逝世，另一名8岁的孩子则寄放在槟城的亲戚家中，仅有5岁的孩子跟随在身边。

“丈夫在早前才找到一份在巴刹宰鱼的工作，但生计还未稳定。”

她说，由于孩子年纪还小，不能独自让他留在家中，因此每天都会带着他出来等待非政府组织派发食物。

“我本身也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希望等到丈夫收入稳定后，不再需要在五基流浪，等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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